《秦城春秋》
第一章、浮出雾海的秦城
第二节 功德林——秦城预备班
＜是监狱，还是看守所？＞
秦城监狱到底是属于“监狱”，还是“看守所”？始终是一个疑
问。根据一九五四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规定，
看守所主要羁押未决人犯。另外，判处徒刑在二年以下、不便送往
劳动改造管教队的罪犯，可以交由看守所监管。看守所代为监管的
已决犯，应当同未决犯分别管押。而监狱主要监管不适宜在监外劳
动的已判决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的反革命犯和其他重要刑事犯。
这个条例显然不适用于秦城监狱。在以后各个亲历者的回忆中，读
者将看到，他们许多人是在那儿住上许多年后，才得到“判决”的。
判决后，才被分配到正经的监狱中“服刑”。从这种处理方式看，
所谓秦城监狱，实际上还不是真正的监狱。而且他们中的江青也被
明确告知过：“你现在是在公安部的看守所”。当时，江青不知出
于什么考虑，听了以后“大发雷霆”。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判决后
仍然住在原地的。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它似乎既是监狱，又常常
被当作看守所使用。但是不管它究竟是什么，它最初是从“战犯管
理所”来的。
作为国内战争的牺牲品，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和解放全中国
的实现，一大批国民党将领和党、政、军、警、特人员被中国人民
解放军俘虏。出于对他们进行改造，以及对台湾工作的需要，一九
五六年初，公安部在北京设立战犯管理所，将原先分散在各地的重
要战犯都集中起来。这时的战犯管理所，地址选在北京德胜门外一
所名叫“功德林”的监狱内。
功德林原是北洋军阀时代段祺瑞执政时兴建的一所“模范监狱”，
又称“京师第二模范监狱”。这儿原是一座叫做“功德林”的庙宇，
后改为“顺天府习艺所”。民国二年改为宛平监狱。民国四年开始，
由当时监狱里的囚犯按照图纸重新建造，民国八年在司法总长罗文
干手里竣工。它占地百亩，四周有丈余高墙耸立，墙头灯火通明。
大门的前方有一个广场，南面三幢房子，前两幢是二层楼房，后一
幢是平房，三幢房屋之间有两个花园。据原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中将
军长郑庭笈回忆，在后一个花园里还有一株梅花，枝繁叶茂，开花
时很是可爱……大门东面是一排排的平房，共十六座，呈放射形地
围绕在一幢几十公尺高的八角楼四周。这座八角楼实际上是一个十
六方亭，每方都对着一栋监房。亭的顶端只要站一个哨兵，就可以
把八条胡同、十六个监房情况尽收眼低。十六方亭下有两个小八角
楼，它们的大门都是正对着胡同，每个胡同都有一个铁栅。打开铁
栅，便是一个个由两壁胡同围成的三角形地带。每个胡同口都按甲、
乙、丙、丁、戊、巳、庚、辛的顺序编名。
功德林的十六座监房共有三百五十多间牢房，能容纳犯人一千以
上。举凡厕所、浴室、放风庭院等设施一应具备。
＜战犯汇流功德林＞
最早来到功德林的战犯，据文强回忆，除他之外，还有黄维、康
泽、陈长捷、梁培璜、林伟俦、邱行湘、沈蕴存、郭旭等人。他之
所以知道有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编在一个组里学习。所谓学习，与
后来真正的学习生活不同，核心内容是自我检讨。当时，他们没有
行动自由，不得到处串门，生活节奏都有严格规定。
当时，功德林内不单住着战犯，还有解放军犯错误的指战员。这
里的领导人是公安部第十三局局长姚伦。在战犯眼里，他称得上“
是一位贤明的首长”。
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原国民党第十八军少将军长杨伯涛，也是
较早来到功德林的人。据他回忆：
一九五三年秋，“解放军官教导大队”撤销，总政来了一位首
长，集合全体战犯逐一点名出列，分为四组：一组是释放回原籍；
二组送华北军法处管押；三组押送犯罪地方处理；四组是我和宋
瑞珂、刘洁三人。首长对我们说：“你们为人民立了功，给予宽
大处理。”并让我们乘面包车到德胜门外华北军法处，和解放军犯
错误的指战员一道学习。
所谓“解放军官教导团”，是中共刘伯承二野部队在河北永年开
办的一座俘虏收容所。那里除聚集了淮海战役的俘虏外，还有山西
阎锡山部、新保安和天津等地的俘虏。最多的时候达到一千人以上。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淮海战役黄维的十二兵团被全歼，司令
官黄维、四个军长（除雄绶春被击毙外）吴绍周、覃善道和杨伯涛
全部被俘。其他师团一级的军官也一无遗漏。这群人之中，除黄维
被单独送往石家庄看管（后转送北京）外，所有军以下、营团以上
的均在这里看管。
所谓“为人民立了功”，指的是朝鲜战争期间，他们为支援志愿
军作战作出了贡献。因为杨伯涛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主持过由美国
军械装备的国民党十八军，以后又参加过湘西的雪峰山战役，对美
军的战术有所了解。所以，为了供志愿军作战参考，由他执笔写成
《美军战术之研究》一书，直接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同时，由于
他来自湖南的稻米之乡，略通炒大米技术，为志愿军炒大米也贡献
了力量。
自那以后，杨伯涛等三人在功德林“定居”，开始了他们“秦城
预备班”的生活。
刚开始，他们还是和解放军的犯错误的指战员一起学习。杨伯涛
回忆说：“他们对我们很和蔼，我和其中的王士之、边疆还交上了
朋友。”边疆曾是解放军的空军干部，曾在苏联学习，负责飞机场
的保卫工作。一次，飞机场起火，一位苏联专家在火中丧生。边疆
因此回国，受到撤职和三年半有期徒刑的处分。因他劳动成绩好，
受到减刑半年的奖励。但不久，这些解放军指战员结束学习，返回
部队。这时，各大行政区集中到北京来的战犯陆续到达。
原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号称蒋介石的“鹰犬将
军”的宋希濂，是一九五四年由重庆松林坡——重庆战犯管理所（
原国民党开办的中美合作所所在地）——转到功德林的。开始被单
独关押。一九五五年后，功德林实行了一次内部调整，他便与邱行
湘、康泽、郭旭、梁培璜、沈蕴存、陈长捷等十人合住，并编为一
组学习。据他回忆：
不到十天，功德林陆续来了不少人，大约一百二十人左右。范
汉杰、廖耀湘等人从东北调来，王耀武、陈金城等由山东调来，早
已搬到功德林的杜聿明也搬来了，其他还有一些军长也陆续从重庆、
武汉、西安等地集中到了功德林。
组与组之间原来是不许会面的，这时也允许大家互相见面，随便
交谈了。来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新成员中，还有从华东军区解放
军官训练团来的牟中珩、庞镜塘等人。还有从重庆战犯管理所来的
王陵基、曾扩情、徐远举、廖宗泽、王靖宇、孔庆桂等人。
在被捕前，这些人的表现也并不一样，王耀武是国民党第二绥靖
区中将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战败后曾企图化装成老百姓逃跑，
他是正在换衣服时被俘的。他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国民党的报刊立
即刊出了他被共产党“五马分尸”的谣言。王陵基是国民党四川省
主席，以杀人闻名，是著名的“三．三一”惨案的制造者，绰号叫
“王灵官”。曾扩情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员，蒋介石手下“十三
太保”之一。徐远举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军统局重庆特区区长、著
名的渣滓洞大屠杀的制造者，也是著名革命历史小说《红岩》中人
们所熟悉的那个徐鹏飞的人物原型。廖宗泽则是军统特务派驻兵工
署的警卫稽查处处长，重庆解放前夕，是他执行了重庆大破坏的指
令。
＜正式成立战犯管理所＞
最早来到功德林的战犯，起初的居住条件很优越，是两人一个大
间。但一九五六年一月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据文强回忆说：
……宣布集中之前，似乎感到将有喜事降临。隔着窗子看到清
香的一树红梅对雪怒放，成群的喜鹊飞来，使我们潜藏着民族习俗
传统的心灵，获得一种预感的欢悦。更可引以为据的是，学习生活
打破了常规，按部就班地开讨论会、
生活检讨会等等停止了，而改为自学。居住的房间由两人一大间
搬到六七人合住一间。管理人员望着我们笑容可掬，常来看看，要
我们打打扑克、下下棋、写写家信，在胡同里活动活动。有时我们
询问何时恢复正常学习，管理员有的笑而不答，有的则说，一切听
安排不必急躁。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公安部的首长果然向他们传达了全国重要
战犯集中到北京的消息。这批人中包括全国各地关押的前国民党高
级军官，以及党、政、团、警、特中的高级人员。总共不到二百人。
郑庭笈、李仙洲、卢浚泉是一九五六年进入功德林的。此前，东
北全境解放，四十七万国民党军队全军覆没。他们分别被捕后，与
几位国民党兵团司令范汉杰、廖耀湘、周福成和韩浚、马励武等关
在一起，由东北解放军官团看押着，到过哈尔滨、抚顺和绥化。
他们到抚顺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他们随解放军军官团高级队
离开抚顺，但由于没有公布去向，他们一度产生了悲观想法，猜测
会不会是这场战争充当了把他们送上刑场的催化剂？郑庭笈回忆当
时的情况说：
……我坐卧难安，上火车前还匆匆写了封诀别书，藏进行李，
也好一旦不测对妻子有个交待。唉，可恶的战争！
但是火车并没有把他们送上刑场，而是把他们带到了绥化。在那
里，被捕的战犯与军民一同投入了支援志愿军的工作。捐款捐衣，
磨米做干粮，写慰问信。同时还写些美军的作战弱点：怕夜战、近
战、埋伏战……
当和平来临的时候，他们才被送进真正的监狱。
一九五七年国庆节后，沈醉和原国民党热河省主席、云南绥靖公
署副主任孙渡、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刘文辉、二十四军参谋长王
靖宇等四人从重庆被送往功德林集中看管。据沈醉回忆，这途中还
有一段插曲：
因他们一行沿途完全与自由人一样，都没戴手铐，在乘船经过三
峡时，沈醉在船头徜徉时，突然遇到一个他在重庆时的部下，正想
上去打招呼，突然想起自己的身份和管理干部的嘱咐，于是只好暗
暗向那人摆手，表示不要说话。这样一来，他的游兴倒是一扫而空。
到北京后，他们被径直拉往德胜门外。当一扇大铁门“铛啷”一
声在他们身后关上的时候，沈醉才意识到，自己这一回是进了真正
的监狱了。他感到“这一声像一桶冷水，从头到脚把我浇了个透心
凉”。
沈醉被捕前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云南站的站长，与特务头子戴笠有
密切的私人关系，并很受戴笠赏识。对于他来说，监狱并不是陌生
的地方，功德林也不是第一次光顾。早在抗战胜利后，他就作为国
民党军统系统的“接收大员”到此清点没收的敌伪财产。但他万万
没想到，自己也会作为犯人，被关进这所监狱。
＜杜聿明死而复活＞
管理所将先后到达功德林的近二百人编成十一个学习组，集体生
活和学习。每组选派出组长、副组长，由宋希濂、王耀武总负责。
沈醉被分到戊字胡同第二组，与原国民党的十二兵团司令黄维、
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王耀武和黄维手下的两个军长方靖、覃道善等
人住在一间房间里。睡的是大通铺。覃善道是个大胖子，夜里总是
鼾声如雷。搅的本来就心绪不宁的沈醉经常翻来复去睡不着觉。
头天早饭后，他听到对面第一组房内传出几声很熟悉的四川口音。
他一听便知是王陵基。便跑过去看他。一进门，一个更大的意外使
他震惊：
沈醉看见一个面孔熟识的人，躺在一个石膏模内，那石膏模足有
半个床铺那么大。此时，他心中蹦出的第一句话竟是：“此人难道
还活着？”因为在重庆时，他看到过一本一九五二年编写的《名人
字典》，在那个人的名下，明明写着他在淮海战役失败突围时，下
令放毒气全体官兵自杀。被俘后，因全体战士请求，他被处以枪决。
可眼前，这个人还好好地躺在这里。看见沈醉无声地向他走来，
那人从石膏模内缓缓抬起身来，与沈醉握手。这人与沈醉的上司、
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也有良好的私人关系。他，就是功德林内的“
头等战犯”杜聿明。
杜聿明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
州“剿总”中将副司令。自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在河南陈官庄被俘
之日起，一直是单独监禁的，不仅与外界极少接触，而且与其他著
名战犯不通往来。但战犯们集中到功德林以后，集体生活，集体学
习，彼此可以互相来往，管理员不加干涉，这使他的心情有了很大
的好转。
沈醉由于来得较晚，不了解功德林的各种情况，加之心头一直对
共产党抱有敌意，起初还以为杜聿明的那个石膏模是看守用来折磨
他的刑罚。第一次见面，他什么也没问，只是互相默默地握了握手
就离开了。但是，这件事情总挂在他的心上，所以，后来还是忍不
住问了一句。杜聿明知道了他的担心后，哈哈大笑着说：
“这是为我治脊椎病的呀！我患了脊椎结核后，脊椎变形，管理
所特意为我订做了这样一个石膏模，用来纠正我的脊椎变形。”
原来，杜聿明曾两次自杀未遂。第一次是在被捕之时。自杀的原
因有二：一是因为战败，他出于对蒋介石的忠诚，为了报效蒋校长
的知遇之恩，保全封建名节，决心“杀身成仁”；二是因为一九四
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曾宣布应对此次内战负责的四十
三人名单，杜聿明就是其中之一。他料想自己如果被俘，也难逃一
死，所以不如干脆“自我了断”。但是，他的被俘使他未能如愿。
他被俘时，身患四种疾病。他自己知道的就有三种，即胃溃疡、
肺病、肾结核。但进入功德林后，在一次洗澡时，管理所的李科长
看到他双腿打颤，忙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一言不发。其实他早已感
到腰胀腿痛，但不愿意治疗，准备来个慢性自杀。李科长急了，命
令他站起来，双腿靠拢，终于发现他的臀部一边大一边小。第二天，
就用小车把他送进了复兴医院，诊断结果是骨结核。
开始，管理所没有告诉他患了什么病，只是在他的床上放了个石
膏架子，叫他躺下去，坚持数年。此后，管理员天天给他送来鲜牛
奶，医生护士也常来给他看病，送药打针。他有胃溃疡，不能吃硬
的，炊事员就给他吃软的；不能吃冷的，炊事员就给他吃热的。到
与沈醉说明这一切时，他已在石膏模中躺了将近三年。
杜聿明和范汉杰等人都患有严重的结核病，非常需要链霉素。可
是，当时中国自己还不能生产这种药。为了医治他们的病，政府专
门派人到香港、澳门采购药品。对此，杜聿明十分感恩戴德。从此
转变了敌视的态度。
＜黄维留须，等待国民党＞
在功德林，黄维是与杜聿明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人。这个曾经被
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指挥第十八军、十军、十四
军和八十五军的中将，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淮海战役中
被捕的。刚到功德林时，黄维回忆说：管理处宣布说：“政府作出
决定，要对你们实行宽大改造政策。”可是那时我对共产党的话一
点也听不进去。心想：“无非坐牢就是了，说改造只不过是好听一
点罢了。”功德林的战犯都看出，他寡言少语，一心并不放在考虑
自己的前途上。人们常常可以看见，他一个人双手反剪，在走廊上
长时间地来回踱步，或者坐在室内看书，一坐就是几小时。
据说，他初到功德林时，身患重病，不能行走。管理员扶他去解
手，他宁可摔倒在地，也不让人扶他一下。他还一直留着长长的胡
须。在他看来，胡须是靠吃国民党的饭长出来的，不能轻易剃掉。
后来，宋希濂在狱中发动了一次“斗胡须”的活动，其他几个人都
先后把长胡须剃掉了，惟独黄维那又黑又浓的、足有一尺五寸长的
胡须还挂在他的嘴上。直到有一天宋希濂指名道姓地把这个问题提
出来，他才依依不舍地将这把“爱须”割去。
在功德林睡觉，夜间不能关灯。对此，许多战犯也就默认了，但
黄维却提出了“抗议”。他先是指着一个管理员的鼻子大骂了一通。
管理员只说这是制度，并不理会他的“胡闹”。过后，黄维不得不
佩服那个管理员“有修养，够水平”。据他回忆：
有一天，我在笔记本上写了几首古人的诗，第一首是明朝于谦
的名诗《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
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在这首诗的右下角，我写道：“这
是于谦骂狱吏的诗。”另外还写了石达开在大渡河兵败时自悲英雄
末路、壮志未酬的一首诗，我拿他这首诗来自况。
后来他用妻子寄来的钱买来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到这
个书名，他以为会合自己的口味。但没想买回看时，才知道里面尽
是些讲共产党人“如何如何”的故事。他大失所望之余，竟把书一
页一页地撕下来作了手纸用。这事被同组人发觉后，认为他是在“
污辱革命”、“侮辱布尔什维克”，决定开他的批判会。他却坚持
说他已经看完此书，现在是在发挥它的“第二次使用价值”。
双方正争持不下时，那个曾因灯光问题被他骂过的管理员来了。
他只短短地讲了几句，便弄得双方“哑口无言”。那管理员说：
“黄维手纸不够用，没有要求多发手纸，这是他的不对；可我
作为管理员没有发现，这是我的失职。至于那本书，黄维自己看
完了，可以借给别人看嘛，大家也不要因为他处理得不恰当，而作
出同样不恰当的结论来。”
功德林的这批战犯，年龄大多在六十上下，少数在七十以上，如
王陵基、曾扩情、范汉杰等人。多数患有各种疾病。一九五七年，
管理所让他们全部分批到公安部的职工医院——复兴医院进行了一
次体格大检查。最使战犯感戴的是两件事：一是补牙镶牙，医治牙
病；二是进行视力检查，给他们重配眼镜。这两样东西的改善，无
疑使生活下去又有了新的乐趣。
＜老儿童的故事＞
功德林的犯人都是有身份的著名人物，管理所对他们的看护也是
倍加小心。遇到哪个爱出花样的，不免时常闹出一些虚惊。
有一天，几个战犯正在八角楼的娱乐场所闲聊。突然有人跑进来
说：“快去看看，范汉杰在写遗嘱，他们的组长找管理员去了。”
原来，那一天范汉杰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抄东西，抄得有点累了，
就停下来揉揉眼睛。这时，正好学习组长——另一名战犯进去，以
为他在擦眼泪，就急着问：
“你怎么啦？”
范汉杰看见他真的着急，就假装说：
“唉，反正活不了多久了，先写了遗嘱吧。”
学习组长一听，大吃一惊，连忙跑去找管理员。等到管理员来问
时，范汉杰说根本没有那么回事。人们看看他桌上写的什么？原来
是在抄报纸上的社论。
在这里，沈醉的一大乐趣就是看这些“老儿童”出洋相。
据他回忆，有一次，他看见操场上有一条裤子晒了十多天也没人
收，就去一个个地问：
“你们谁的裤子忘记收了？”
原国民党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廖耀湘也跟着起哄，说：
“这人真糊涂，裤子晒这么多天都不收。”
后来有人指出那条裤子是他的，他过去一看，大喊到：
“这是六号何文鼎的。”
何文鼎是原国民党骑兵军长，他听到喊声后立即跑出来看。没想
到他看了后却大声说：
“这哪是我的呢？明明是九号的。”
原来，廖与何站的方向不同，一个看见的是“６”，另一个看见
的是“９”。
而“九号”不是别人，正是廖耀湘。
战犯管理所尽可能地让战犯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他们安排犯人
每周洗一次澡。负责排班的是原国民党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他是
海南岛人，说话吐字发音多带南音。每次洗澡前，他都会说：“第
一组先‘死’，第二组后‘死’。”两个组的同学都异口同声地说：
“还是你先死吧，我们还不想死呢！”他也被弄得哭笑不得，于是
就回骂一句：
“鬼崽子！让你们‘死’，你们就‘死’，不‘死’拉倒。”
据郑庭笈自己回忆说，他背地里练习这个“洗”字，却不知费了
多少力气：
一天，早晨起来，和我同睡一屋的王陵云突然绷着脸对我说：
“你怎么深 更半夜里还喊叫我们去死？太没良心了！”说罢大笑起
来，我先是一愣，随即 也笑了。
在这些战犯中，级别最高的是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但他的独立生
活能力也最差。过去，他刮胡子、挤牙膏都是姨太太或副官代劳。
被俘后，他自己刮胡子，就常常把脸刮出一些血道道来，还得杜聿
民或沈醉帮忙，他才能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刷牙时，他连牙
膏也不会挤。有一次，他挤出的牙膏足有一尺多长多长，他连忙问
人：
“有什么办法把他收回去？”
搞得在一旁刷牙的沈醉把漱口水喷了他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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